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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对死刑日所在星期刚一开始，世界各地的反对死刑人士为第十届世界反对死刑日所开展活动的影响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来自“明日海报”（Posters for Tomorrow ）海报竞赛的反对死刑题材海报进行的巡展，也在和世界反对死刑联盟（World Coalition Against Death Penalty）数家会员组织合作下继续进行，展出地从亚洲直到南非。 周二晚，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承诺将把推动废除死刑作为法国外交的首要工作之一在全球推行。法比尤斯指出：“法律的力量不仅不会由于拒绝杀人而减少，正与之相反，法律在废除死刑的同时强调了对杀人的禁止，而这一点则应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法律之根本”。 值此世界反对死刑日，律师界和外交界人士以及活动人士在巴黎共聚一堂，就反对死刑所采取的行动及未来的工作进行交流。 世界反对死刑运动的进步突显伊拉克情况的严重 2012年的世界反对死刑日是第十次举办，活动主题为过去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尚需面临的挑战。这一期间，执行死刑的国家中的三分之一不再行刑，但在少数国家，死刑的使用却在增长。 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为10月10日世界反对死刑日制作的短片反映了上述趋势。 美国最高法院在世界反对死刑日当日驳回了得克萨斯州死囚乔纳森•格林（Jonathan Green）最后的上诉，此举成为废除死刑漫漫长路的象征。尽管就格林犯罪时的精神健康存在着严重疑问，他仍旧在当夜被处决。 在死刑数量增加的国家中，伊拉克在共同反对死刑协会（Together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和法国对外文化机构（Institut français）的支持下举办由拉菲丹人权中心（Center Al- Rafidain）组织的废除死刑问题的见面会。 伊拉克反对死刑联盟的会员努力寻找新战略，以和该国死刑使用数量激增作斗争。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于世界反对死刑日所发布的公报对该趋势作出了揭露。伊拉克反对死刑联盟会员尤其对更容易被穆斯林社会所接受的宗教论据进行了讨论。 在非洲，几十场活动也得以举办。包括座谈会、影片放映等。举办国家包括塞内加尔、博茨瓦纳、贝宁、乌干达等。另外还有和Pax…

中國毫無疑問是判决和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但是官方媒體和法院只報導或公布極少的死刑案件，具體數字被當做國家絕密，外人無從知曉。 中國：判决和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 中國的刑法嚴苛，規定了數量眾多的死刑罪名。1979年刑法有74個死刑罪名，沿用至今的1997年刑法，有多達68個可以判處死刑罪名的條款，其中暴力犯罪24項，非暴力犯罪44項；該刑法在2011年修訂時，將死刑罪名減少了13個；2015年修訂時，將死刑罪名再減少9個，至現在的46個，其中暴力犯罪24項，非暴力犯罪22項。雖然死刑罪名有所減少，但對判决和執行死刑的數量沒有什麼顯著影響，因為被刪減的死刑罪名在實踐中很少適用死刑，有一些是基本沒有適用過死刑的，如傳授犯罪方法罪、盜掘古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化石罪等。 中國毫無疑問是判决和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但是官方媒體和法院只報導或公布極少的死刑案件，具體數字被當做國家絕密，外人無從知曉。包括死刑判决數量、執行數量、死刑按照地方、罪名、年齡、性别、收入等情況。 真正對中國死刑判決和執行數量減少的關鍵事件是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下放27年的死刑覆核權。而在那之前，絕大多數死刑案件的覆核由各省級法院實施，二審和覆核都在同一個法院進行，既無程序的公正，也無實體的保障，大量死刑冤案由此發生。 死刑覆核庭的組成 最高法院收回死刑覆核權，全國抽調數百法官組成死刑覆核庭，確定「少殺慎殺」的基本原則。2012年《刑事訴訟法》做出了相應的修改，規定死刑案件二審必需開庭審理；法官在進行死刑覆核時必須訊問被告人，聽取律師意見；在死刑案件中奉行更嚴格的證據標準；並率先在死刑案件中建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這些舉措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死刑的濫用和錯用。 但是，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等人組織對中國執行死刑數量的估計，大大少於實際的數字。根據我們在中國從事律師職業的經驗和對一些律師、法官、檢察官的訪談，我們粗略估計，在2007年之前的20多年裡，每年至少有12,000人被執行死刑，2007年之後至今，每年仍至少有8,000人被執行死刑。根據國際特赦組織2021年出版的「2020全球死刑報吿」，除了中國、朝鮮、敘利亞和越南這幾個把死刑列為機密的國家外，2020年全球有483人被執行死刑。考慮到中國的人口基數，可以說，中國執行死刑的數量，很可能占了全世界的90%左右。 近年來，包括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張玉環案和江西樂平案等死刑錯案的糾正頗吸引人們的目光。對此，我們既要肯定其積極意義，也要有清醒的認識。這些死刑錯案均發生在最高院收回死刑覆核權之前，因為律師、學者和記者的不斷申訴和呼籲，而進入公眾視野，從而推動了最终的重審改判。一些案件本身存在著嚴重的酷刑和證據不足的問題，致使當時的法院不敢判決死刑立即執行，而是判處死刑缓期二年執行。在案件有疑點的情況下，不是依法宣布罪名不成立，而是採取「疑案從死缓」，這也是中國特色的司法實踐。這樣的案件有很多，那些被糾正的死刑錯案，只是其中的極小一部分。 直接干涉司法的「政法委」 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死刑數量巨大、適用罪名廣泛、數據不公開、在押死刑犯的人權得不到保障，而且在於死刑冤案錯案的大量存在。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刑事司法的制度性、結構性弊端。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法院聽命於黨委和政府，共產黨的「政法委」負責控制公安部門、檢察院、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在敏感案件、重大有影響的案件中，掌握最後的決定權，可以直接干涉法官判案。在政法委的體系裡，公安部門的負責人比法院院長排名更高，權力更大，因此在刑事司法中出現「警察比法官更有發言權」的怪現象。經常出現的運動式嚴打、命案必破、破案期限和指標等政策，在中國沒有民主問責、沒有三權分離與制衡的背景下，也導致了大量冤假錯案的產生。此外還有證據制度的缺陷、體制性的酷刑、刑辯律師的角色和權利受限制、普遍的司法腐敗等等，使錯案、包括死刑錯案不斷湧現，而糾正這些錯案卻難於上青天。 2012年開始的中國司法制度改革對死刑判決影響不大，「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司法實踐中很難落實。202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表示，「要毫不動搖堅持黨和國家的死刑政策，對極少數罪刑嚴重的犯罪分子堅決依法判處死刑」，防止在社會上產生「花錢買命」、「以錢買刑」等情況。在這種強調死刑的政策引導下，我們經手的一些本不應被判決死刑的案件也被判決了死刑。 中國興善研究所的救援 2010年滕彪博士創辦的中國興善研究所（China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是中國唯一以關注死刑為主旨的民間機構。自創辦以来，中國興善研究所在中國致力於推廣廢除死刑的理念，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組織死刑個案研討，撰寫中國死刑調查報告，參加世界反死刑大會（World Congress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也是亞洲反死刑網絡（ADPAN）的成員。中國興善研究所向中國人權律師和公民介紹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關於死刑問題的決議，介紹廢除死刑的國際趨勢和經驗，同時為刑事辯護律師在死刑案件的有效辯護方面進行交流和學習。中國興善研究所關注和代理的冷國權案（遼寧）、樂平四公民案（江西）、楊明案（貴州）等先後得到平反，這些案件都是無辜公民被判死刑或死缓的案件。家暴受害者李彦殺夫案（四川）、張好峰父子反殺夜闖家門者案件（河南），被告人由死刑改判死缓。 709大抓捕事件：人權律師陷入低谷 2013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加強社會管控，打壓公民社會，許多中國民間NGO被取締、辦公場所被查抄，人員被抓捕；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對曾經熱情推動和參籲廢除死刑運動的中國人權律師也是一個重大打擊。2017年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内活動管理法》，對曾經幫助建設中國公民社會的境外非政府組織造成嚴重影響，它們大多退出中國或逐漸減少在中國的活動；中國政府繼續加強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很多人因為網上言論而被警察約談或傳喚，甚至以尋釁滋事罪判刑。中國公民社會和人權律師群體陷入1989年之後的最低谷。 死刑數字居高不下，司法黨化色彩越来越明顯，中國法制在大踏步倒退。在新疆更是發生了駭人聽聞的種族滅絕，針對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的死刑判決，以及法外處決，外界更是所知甚少。 這種環境使得中國興善研究所的活動也舉步維艱，研討會和年會受到監控，後來乾脆不讓舉辦，研究所的一些律師和人權捍衛者被吊銷律師證、被限制出境。有些與我們曾經長期合作的人權捍衛者仍身陷囹圄。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只好發展網絡，傳播廢死理念，並就死刑話題進行網上交流並配合線下小規模研討，繼續推動個案法律援助。 全球約有108個國家已全面廢除了死刑，144個國家在法律上或實務上廢除了死刑。全球廢死運動成效顯著。雖然在中國減少死刑、直至廢除死刑的路還很長遠，但作為中國廢死運動的拓荒者，我們將在這條荊棘路上奮力前行。…

《死刑辯護最佳手冊》是由西北大學法學院國際人權中心教授桑德拉・巴布柯克（Sandra Babcock）領導全球死刑問題數據庫（Death Penalty Worldwide）、世界反死刑聯盟（World Coalit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和至少來自於包括台灣和中國等15個國家的律師，共同合作完成這份手冊的出版。 英文版以及法文版於今年5月份正式出版，而繁體中文版的手冊，在台灣廢死聯盟以及翁國彥律師、李艾倫律師、陳又寧律師、金孟華博士的審校下，於今天宣布正式上線，提供給死刑辯護律師們下載使用。（簡體版的中文手冊，將由興善研究所的滕彪律師審校後，即刻上線。） 巴布柯克教授也特別來信恭賀中文版《死刑辯護最佳手冊》的完成。她表示「台灣和中國的律師們在面對死刑犯辯護時，承受了巨大的挑戰。死刑辯護的困難遠超過一般刑事辯護，這本手冊希望可以提供律師們重要的支持，使他們從當事人被捕的那一刻起，直到最後上訴，能夠更適當的捍衛被告公平審判的權利。」 廢死聯盟也會和法律扶助基金會及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合作，於明年初舉辦一系列的律師訓練工作坊，協助律師更充分的使用這本手冊。經由《死刑辯護最佳手冊》的啟發，三個團體也希望在明年底（2014年）可以完成台灣版、本土化的律師死刑辯護手冊。 更多影片訊息： 1.    桑德拉・巴布柯克（Sandra Babcock）介紹《死刑辯護最佳手冊》（中英文） 2.    臺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主委翁國彥律師說明台灣死刑辯護的困難以及為什麼需要《死刑辯護最佳手冊》（中文） 3.    興善研究所滕彪律師說明中國死刑辯護的困境以及為什麼需要《死刑辯護最佳手冊》。（中文） 什麼是「生命城市日」（Cities for Life Day）？ 1786 年11月30日，歐洲的托斯卡尼（Tuscany）公國（現義大利的一個行政區）成為歐洲第一個廢除死刑的國家。因此，由聖愛智德團體（Community of Sant’Egidio）發起，推動每年11月30日為生命城市日。在11月30日那天晚上，所有參與的城市，用燈打亮一個城市的象徵性建築，象徵著那個城市尊重生命、願意接受廢除死刑的觀念，他們也認為「沒有生命，何來正義？」（No Justice Without…

2021年的最後一個上班日過了之後，確定去年一整年沒有任何死刑確定判決、沒有任何死刑執行——在台灣歷史上首度死刑「雙零」的紀錄。不過我們並沒有任何喜悅，因為可以預知，隨後在各大媒體的報導與公共討論會對政府有很大的批判，認為怎麼可以「實質廢死」，進而對死刑判決及執行施壓，2022年是否能夠維持這樣的紀錄，並不樂觀。 何謂「實質廢死」？ 實際上，在國際間對於一個國家是否「實質廢死」有很嚴謹的定義。若一個國家超過十年以上沒有執行死刑，或者政府正式宣誓暫停死刑執行，才會被認為是實質上廢死（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in practice）。舉例來說，1997年底至今沒有執行死刑的南韓，以及2010年由總統宣示停止死刑執行的蒙古（後來在2012年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任擇議定書後正式廢死）就是這樣的狀況。 台灣雖曾經在2006年到2009年有過短暫四年沒有執行死刑的情況，這都不能算是實質廢死，更何況只是一年沒有執行。支持廢死或者支持死刑的人，都不需要太高興或者太憤怒，重點是，我們可以從去年或者過去幾年學習到什麼？ 2009年台灣以通過兩公約施行法的方式，讓《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內國法化，向國際社會宣誓我們願意自主遵守國際人權體系的相關規範與制度。隨即2013年、2017年政府也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台灣進行兩公約是否落實的定期審查，因為COVID-19疫情的關係，第三次國際審查延到2022年5月舉行。 在這個公約定期審查的循環過程中，死刑制度的確受到關注，並且受到很多的批判。但也因為這樣，不可否認的，國內的司法制度在死刑的判決上越來越嚴謹、越來越朝向國際人權的標準靠近。所以，死刑判決和執行越來越少，是台灣遵守公約後自然的現象，若是越來越多，才是一個需要檢討的問題。 不像蒙古也簽署了旨在廢除死刑的第二任擇議定書，台灣只通過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以的確沒有立即廢除死刑的義務，但就算如此，依據公約，台灣也必須要有逐步朝向廢除死刑的政策目標，同時必須嚴格限縮死刑只能使用在情節「最嚴重的罪行」（the most serious crimes）中，且必須遵守所有的公平審判標準及正當程序。 2017年，政府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台灣進行兩公約第二次審查，此為當時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發表記者會。圖／廢死聯盟 台灣死刑制度的執行現況  對台灣來說，所謂逐步朝向廢除死刑的政策目標，重點應是如何和仍對廢除死刑有疑慮的民眾好好溝通，並討論在廢除死刑之後，最嚴重的罪行應該要判處的刑罰是什麼，也就是所謂的死刑替代方案，但幾年下來，我們看不到法務部的努力成果。 嚴格限縮死刑只能使用在情節最嚴重的罪行上，這也是目前司法界正在掀起的論戰，2018年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生命權做出了第36號一般性意見，其中第35段便提及未直接和蓄意導致死亡的罪行不能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刑」。 目前台灣法院有些判決依據公約，嚴格解釋並限縮情節最嚴重罪行的適用，例如，在湯景華案中，最高法院自為判決，將高院的死刑判決改判無期徒刑，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認定這個案件是間接故意殺人。間接故意殺人對應至我國刑法體系，再加上公約嚴格限制只有在最特殊之情況下才能適用死刑之精神，強度較低之間接故意殺人罪行就必須要排除在情節最嚴重罪行範疇之外。 此外，針對精障者是否判死刑在公約相關規範中也都有很清楚的明示，例如，一樣的，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9段便明確指出，對於只能承擔一部分道德可責性，及對面臨特殊障礙情狀，難以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自我辯護之個人，例如，存有嚴重心理社會障礙（serious psycho-social disability）的當事人判處死刑，而非只限縮在精神障礙的範疇內。 雖然我不同意所有的判決在適用公約上都是合宜的，但這些論戰、對於判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意見提出，至少可以看出台灣司法正在用判決說理並逐步（或者緩步的）落實公約內涵，而不是只要符合最嚴重的罪行就可以判處死刑，若在審判中，並未遵守所有的公平審判標準，也構成了不能判除死刑的理由。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變化。例如，除了當事人是否要判處死刑，必須要考量到個人情狀，在審判中用量刑前社會調查／情狀鑑定（量刑實證調查）的方式，讓法官判斷時有所依循，已經漸漸成為重大刑事案件的判決的標準配備。 2009年台灣以通過兩公約施行法的方式，讓兩公約內國法化，向國際社會宣誓我們願意自主遵守國際人權體系的相關規範與制度。圖／廢死聯盟 台灣離實質廢死還很遠 以上這些進展，撇開死刑存廢這個挑動所有人敏感神經的議題之外，這幾年來司法上面的變遷的確是朝往比較正面、人權保障的方向邁進。但若要說到實質廢死，我們離它還有點遠，包括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檢察官在一些明顯不符合公約規範下的案件，卻一樣求處死刑，法官也持續地判決死刑，只是2021年剛好沒有死刑定讞案件。 台灣有可能實質廢死嗎？有可能在法律上廢除死刑嗎？很可惜，現在的答案是不太容易，但那是一條不可迴避的路。期待在這過程中，不管支持或者反對死刑，都應該一起監督政府及司法，不要讓我們走回頭路。 註：本文原刊登於2022年2月17日鳴人堂…

2013年6月28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远离死刑：司法误判”为题，举办了历来第二场死刑研讨会。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开场致词时表示，“以司法之名夺命过于决绝，结果更不可逆。” 他同时声明，下一波的死刑调查报告，可能将针对某些维持死刑的国家，探查其执行死刑的秘辛。 本次会议由联合国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伊万•西蒙诺维奇（Ivan Šimonović）担纲主席，重要论题之一为西孟菲斯三人组（West Memphis Three）事件。三人组其中一人戴米恩•艾可斯（Damien Echols）曾遭判处死刑，同时背负三条谋杀罪名，在死牢中度过18年后，终于获释。然而，尽管沈冤昭雪，对于从未犯下的罪行，艾可斯仍旧必须认罪，以求减轻自己的刑度。 艾可斯表示，“我不只被判一次死刑，更不只两次，而是三次。法官三次宣判的时候，声音都很冷淡，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但我却感觉脸上挨了三拳。” 他还描述了在狱中被刑求的状况，并大批死刑制度无用，根本达不到执行死刑国家理想中的目标。 《冤枉好人：刑诉制度的漏洞》（Convicting the Innocent: Where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s Go Wrong）一书作者布兰登•贾雷特（Brandon L. Garrett）教授，也向大会报告了美国司法制度失灵之处。 亚洲、加勒比海、非洲地区的司法误判问题 研讨会上，世界反死刑联盟成员 “死刑专案”（Death Penalty Project）组织的主任扫罗•列赫佛德（Saul Lehrfreund）报告了亚洲、加勒比海、非洲地区的司法错判案件。他同时强调，许多马拉维及某些加勒比海国家的律师，都遭遇了重重阻碍。 另外，他更主张，在理想状况下，就算维持死刑国家的司法制度已臻完美，死刑依旧是种折磨形式，应当废除。 人权高专皮莱（Navi Pillay）曾呼吁联合国聚焦死刑进行讨论，联合国秘书长本次出席会议，可谓作出了回应。皮莱申明自己无论如何反对死刑的立场，直言…

5 月 16 日，國際特赦組織發布了全球死刑使用情況年度報告，顯示了 2022 年判刑和處決的總數和趨勢。 全球數字 2022年已知的死刑執行（未計入據信在中國發生的數千起死刑執行）與2021年相比，大幅增加了53%，從 2021的579件增加至2022年的883件，2022年的死刑執行數量是自2017年（993件）以來第二高2。中國、北 韓、越南等國慣常使用的秘密作風和高度國家管制仍然持續，使國際特赦組織無法對這些國家的死刑狀 況做出準確評估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紀錄，2021年有18個國家執行死刑，2022年則有20個。有5個國家是數年未執行死刑 後恢復執行死刑，分別為：阿富汗（上次是2018年）、科威特（上次是2017年）、緬甸（上次是40年前）、巴 勒斯坦（國）（上次是2017年）、新加坡（上次是2019年）。波札那、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3國在2021年 有執行死刑，2022年則未執行死刑。 在此區域的825件死刑執行紀錄中，有94%的死刑執行發生在伊朗（70%）和沙烏地阿拉伯 遽增加的情形。在伊朗，有紀錄的死刑執行數量從2021年的314人增加至2022年的576人，增加率為83%； 在沙烏地阿拉伯，有紀錄的死刑執行數量從65人增加至196人，是2021年的三倍，這是國際特赦組織30年 來在該國所記錄到的最高數字。 哈薩克、巴布亞紐幾內亞、獅子山共和國、中非共和國4國完全廢除死刑。哈薩克在1月時正式頒布一項廢 除死刑的法律。巴布亞紐幾內亞全面廢除死刑的刑法修正於4月生效。獅子山共和國2021年的死刑廢除法 案（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ct 2021）在2022年4月21日正式頒布，將該國法律中所有死刑全部 廢除。中非共和國總統圖瓦德拉（Faustin-Archange Touadéra）在2022年6月27日簽署了國民議會一個月…

依照1901年7月1日法律和1901年8月16日法令规定建立的世界反对死刑联盟制定有以下章程： 序言 第一届世界反对死刑大会于2001年6月21-23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大会最终宣言签署方承诺致力于“将全世界主张废除死刑的组织和活动人士联合起来”。（宣言第9节）。 依照此承诺，世界反对死刑联盟于2002年5月13日在意大利罗马宣告成立。 世界反对死刑联盟及其会员组织的共同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废除死刑。 条款1 ：名称 组织名称为“世界反对死刑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组织名称的英文翻译为World Coalit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条款2 ：总部 总部位于法国沙蒂永市保罗•瓦扬•古久列路3号，邮编92320。（3, rue Paul Vaillant-Couturier, 92320 Chatillon, France 法国） 总部地址可能依据督导委员会的决定有所变更。 条款3 ：目标 3.1 联盟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废除死刑。为此，联盟志在将所有秉持同一目标的国际、国家、区域及地方的私人及公共机构集合在一起。 3.2…

律师兼法学教师滕彪向第五届世界反对死刑大会与会者讲述了在中国做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困难。 滕彪是引领中国废除死刑运动的“中国反对死刑”网络（China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创建人。他指出：“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制度就像是悬在所有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他解释说，律师协会并不独立，而且每年更新所有律师的执照，而没有执照，律师就无法工作。 滕彪补充到：“律师协会可公然威胁人权律师，阻挠他们接手敏感案件。”许多律师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即受到伪造证据或“律师做伪证”的指控。 律师的权利包括有权会见其当事人、查看相关文件、调查证据、在法庭上交叉质证，以及做辩护声明，而这些权利常常得不到保障。律师还常常被送到劳改营和监狱中接受再教育，或是在代理敏感案件时“被失踪”或遭受酷刑。 “中国反对死刑”成员梁小军律师强调说，滕彪本人也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被临时拘留。之后，当局吊销了其律师执照，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的“茉莉花革命”期间，他被当局逮捕并被秘密拘留了70天，在此期间，他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法国前司法部长、国际反对死刑委员会委员罗贝尔•巴丹戴尔（Robert Badinter）将那些冒人身危险去捍卫犯人权利的律师称之为“维护正义的英雄”。 聚焦死刑案件和审判不公 中国执行了全世界85%以上的死刑，因此中国律师的工作量是巨大的。他们的策略是把精力集中于涉及屈打成招、自卫、证据不足或精神疾病的案件，以期加强公众意识，并提高公平审判标准。 刘卫国律师介绍了三起中国律师致力于减少死刑判决的案件。其中一起是2002年赵作海因谋杀赵振晌被判死刑一案。 1998年5月8日，赵作海和赵振晌所在村庄发现了一具无头腐尸。当地警方认定尸体是赵振晌并逮捕了谋杀嫌疑人赵作海。在1999年5月10日至6月18日期间，赵作海九次认罪。而在2010年4月30日，赵振晌却活生生地回到村庄。 该案件受到了公众广泛关注，这使得非法获取证据不予采信的政策得以改进。刘卫国说：“我们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络揭露这些案件，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从这些案件你可以看到死刑的危险所在。” 他还说：“律师面临着许多困难，他们对死刑案件的影响一般也很有限。但是凭借其对程序法的坚守，以及网络媒体的支持，律师还是能有所作为的。” 国际社会的作用 滕彪在一场研讨会上谈到了死刑案件中法定代理人的问题，以及新近推出的一本律师手册，该手册供为面对死刑的人辩护的律师所用。 手册作者桑德拉•巴布科克（Sandra Babcock）问滕彪，国际社会能为其工作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滕彪回答说，公布中国死刑案件及关于死刑的信息 是非常重要的。他还建议国际社会通过培训及良好做法和信息的交流来支持中国律师，尤其是当他们在中国面临压力的时候。…

…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部门负责人安娜•奥斯汀(Anna Austin)回顾了该法院过去做出的一系列决定。正是基于这些决定, 欧洲人权法院最终于2010年做出结论：死刑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是非人道的。欧洲人权法院甚至进一步指出让人感受到可能被处决的恐惧也是一种非人道的做法。 监禁条件以及等待被处决的死囚 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副行政秘书伊丽莎白•阿比•麦谢德 (Elizabeth Abi Mershed) 谈到了美洲国家自九十年代以来相关制度的演变。她强调指出了国际性、地区间以及国家级机构之间互动的重要性。例如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就参考了非洲的判例、英国枢密院 (Privy Council) 以及欧洲法院的决定。虽然美洲人权公约(American Convention…

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新闻公报，明确指出马英九政府对4月29日五名囚犯的处决负有责任，并强调政府杀人仅是出于政治考虑。 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称，“政府声望跌落谷底之际，选择以执行死刑作为挽回民意的手段，已让人民看穿其暴虐的本质。” 公报强调指出，马英九政府倾向使用死刑，是为遮掩自己的政治无能而转移视线。 报告说，“自马政府2010年重启执行以来，历次执行死刑皆‘恰巧’遭逢马政府声望重挫的危机。” 在台湾，最近几周发生了反对台湾与中国大陆签订服贸协定的大规模游行，使得政府威信受到质疑。 此次执行死刑与2013年情况相似 此次大规模执行死刑使人联想起2013年12月六人被处决的情况，而当时世界反对死刑联盟指导委员会会议刚于台湾举行。 世界反对死刑联盟当时曾指出，马英九总统承诺“减少死刑执行数量”，可死刑依旧被执行。 作为对2013年执行死刑事件的回应，世界反对死刑联盟退还了马英九总统赠送给联盟代表的手表，并附信请他“言出必行”。 就在美国于最近面对奥克拉荷马州克雷顿•洛伽特（Clayton Lockett）死刑事故的丑闻时，作为世界反对死刑联盟众多成员一部分的美国反对死刑者也对台湾传来的消息表示震惊。 聚焦死刑（Death Penalty Focus）主席马特•彻里（Matt Cherry）说，“台湾在一天之内处死五人，这是反对死刑全球共识的退步。历史上有很多政权无耻地利用死刑转移视线，遮掩自身政治问题。台湾可以放弃这种可耻的传统，加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行列，结束使用死刑这种残忍的、不可挽回的做法。” 就在此次执行死刑前几天，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刚组织了一系列工作坊，以帮助律师更好地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辩护，尤其是像4月29日那样因政治考虑而被匆匆判决的情况。 上述培训由台湾和国际律师指导，使用了世界反对死刑联盟参与编辑的最佳做法手册，该手册也于最近由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译为繁体中文。…

新加坡虽然在2013年推动了死刑改革方案，却仍然对许多罪行处以唯一死刑，同时出手打压废死倡议人士与维权人士。 令人灰心的改革方案 自1990年代起，新加坡每年的死刑执行数量都大于70人，也长期在全球处决数排名中名列前茅。不过自2009年起，新加坡死刑执行情形开始大幅改善，每年的处决数降到了5人以下。2012年，新加坡副总理宣布暂缓执行死刑，让全球废死倡议人士与政策风向观察者为之一振，可惜的是，新加坡2013年的死刑改革方案完全浇熄了众人的期盼。 新加坡2013年的死刑改革方案看似试图修改谋杀与毒品罪唯一死刑的规定，但法官在能够从轻发落的情形下，却持续对相关罪行祭出死刑。此外，某份国际特赦组织报告指出，新加坡实际使用死刑的对象已经超出了国际法规定的 “重大罪行”。自2013年起，有34人被冠上运毒罪名而被判处唯一死刑，而且都是因为无法推翻检方做出的持有毒品假设而被判刑。 独断的“协助办案证明”程序 在2013年的死刑改革方案中，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一项令人不安的措施。根据措施内容，法官必须在检察官提交一份“协助办案证明”后，方能使用裁量权。换句话说，被告若无法提供有助于检察官办案的重要资讯，法官就必须给予被告唯一死刑。国际特赦组织指出，在51名被告中，有34名被告因为无法提供假察官能协助办案的重要资讯而遭判处唯一死刑。 由于这项措施允许既非法官、亦非中立的一方左右判决，因此侵犯了被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新加坡检察官能通过核发协助办案证明，在法官及被告辩护律师都不在场的情形下独力影响案情，而这样的手段也破坏了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此外，这项措施实施的对象多半是在毒品贩运圈中位阶较低、无管道取得“重要资讯”的被告。如此一来，这些人被判处死刑的机率会变得相当高，而且能提出的上诉理由也十分有限。 新加坡已成支持死刑头号国家 新加坡政府还表明坚定支持死刑的立场，并以“死刑能有效遏阻犯罪”为由替使用死刑的手段背书，譬如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便曾经声明：“大多数潜在运毒人士都因为死刑而打消犯罪念头了……我们也已经成功控制毒品施用状况了。”然而，国际特赦组织仍在前述报告中指出，新加坡的犯罪率并未因执行死刑而受到影响。 在国际间，新加坡同样不遗余力支持死刑。当联合国第六次通过全球暂停使用死刑决议，新加坡选择率领一小批会员国齐声反对决议内容，同时签署声明拒绝被列入支持决议名单。虽然内务部长尚穆根（Shanmugam）曾宣称政府欢迎各方针对死刑议题提供意见，但总体而言，新加坡仍然属于坚决反对废死的一方。 废死倡议人士深陷危机 新加坡反对废死的立场，完全展现在政府对废死倡议人士抱持的敌意上。以现代进步国家自诩的新加坡，依然持续打压抗议政府支持死刑立场的异议人士，譬如亚伦．沙德瑞克（Alan Shadrake）曾因为发表著作批评新加坡死刑制度充满歧视，而遭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两万元新币罚锾。检察官主张，沙德瑞克的著作无异于“藐视法庭”，而由于作者本人无意悔过，更让他的藐视态度显得变本加厉。对此，沙德瑞克则表示：“我不会为了陈述事实和个人信念道歉……在新加坡，就算是事实也说不得。”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也指出，新加坡政府曾经多次侵犯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基本上，新加坡当局一向严格限制集会权利，同时认定发送宣传单、沉默抗议游行等行为都包含在所谓“公开集会”行为之内。举例来说，维权人士兼独立记者韩俐颖（Kirsten Han）就曾经因为参与烛光守夜活动悼念两个月前遭处刑的马来西亚死囚，而遭政府单位传唤。韩俐颖还必须亲自前往相关单位，替自己“非法参加”公开集会的行为辩护。她向亚洲反死刑网络（ADPAN）表示：“如果连为快被处以绞刑的死囚举办的单纯和平守夜活动，都会被认定为非法集会游行，警方还能光明正大介入调查，那么，我们更应该借机思考公权力、抗议权和同理心之间的平衡究竟有没有出问题。” 在新加坡当局祭出打压手段后，便让全国笼罩在恐惧之中，而废死倡议人士与维权人士的日常倡议行动也受到越来越多阻碍。新加坡维权人士Rachel Zeng便向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印尼政府准备处决死囚之前，政府就禁止我们在大使馆前集会抗议。”众多废死倡议人士的法院受审案、近期的维权人士范国瀚（Jolovan Wham）遭逮捕案，显然都是用来恐吓异议人士的手段。 废死倡议人士持续奋战 在如此肃杀的气氛之下，废死倡议人士仍然无所畏惧，继续在新加坡宣扬废除死刑的理念。在内务部长尚穆根公开谴责废死倡议人士“过度美化运毒人士处境”之后，六个废死倡议组织也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击尚穆根的说法。“新加坡反对死刑运动”（Singapore Anti-Death Penalty Campaign）、“我们相信第二次机会”（We Believe in Second…

国际特赦组织2020年4月21日文章节选 查阅原文：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0/04/death-penalty-in-2019-facts-and-figures/ 查阅报告全文：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ct50/1847/2020/en/ 国际特赦组织2019年记录处决人数为657人，分布于20个国家，与2018年相比（至少690人）下降了5% 。2019年处决人数创下了国际特赦组织至少10年来所记录人数的最低记录。 大多数处决依次序发生于中国、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埃及。 中国仍是全球处决人数最多的国家，但鉴于死刑数据在中国属于国际机密，故其具体使用程度并不为人所知。全球至少被处决的657人并不包括在中国的估计数以千计的被处决人数。 伊朗被处决人数从2018的253人略减至2019年的至少251人。伊拉克被处决人数几乎翻倍，从2018年的至少52人增至2019年的至少100人。沙特阿拉伯则创下历史记录，从2018年的149人增至2019年的184人。 中非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和津巴布韦于2019年采取积极措施或作出声明，将可能最终废除死刑。 巴巴多斯取消了其宪法中的强制死刑条款。美国死刑犯人数最多的联邦州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决定正式暂停执行死刑。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成为了第21个对所有罪行废除死刑的联邦州。 冈比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俄罗斯联邦及塔吉克斯坦继续正式暂停执行死刑。 2019年底，106个国家（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业已为所有罪行废除了死刑相关法律。142个国家（超过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从法律或实际做法层面废除了死刑。 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24个国家的死刑减刑或赦免情况：孟加拉、中国、埃及、冈比亚、加纳、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科威特、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西撒哈拉、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新加坡、苏丹、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赞比亚、津巴布韦。 在两个国家（美国、赞比亚）记录了至少11个死刑犯被免罪的情况。 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56个国家的2307例死刑判决。相较之，2018年共有54个国家作出2531例死刑判决。不过，国际特赦组织未收到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斯里兰卡的死刑判决官方数字信息，而上述国家前几年都通报了较高的官方死刑判决数字。 截至2019年底，全球已知死刑犯人数至少为26604名。…

根据作家兼学者罗杰•胡德（Roger Hood）教授向第五届世界反对死刑大会提供的地区综述报告，在亚洲已有不丹、尼泊尔、柬埔寨和菲律宾这四个国家在国内法中废除了死刑，蒙古国在批准了联合国废除死刑议定书之后也紧随这四个国家，正着手准备废除死刑。 蒙古国总统顾问苏索尔马•楚龙巴特尔（Sosormaa Chuluunbaatar）在解释蒙古国选择通过国际法来废除死刑时说：“部分民众依然认为废除死刑是不对的，但是生命权是一项独立于任何国家之外的基本权利。” 蒙古国总统认为，在议会中通过这一主张要比在全民大讨论中获得认同更容易。   新加坡不再对毒骡强制执行死刑 从新加坡也可以看到亚洲的进步。佩尔维斯•贾伯（Pervais Jabbar）是世界反对死刑联盟会员组织“死刑进步”（Death Penalty Progress）的成员，他向我们解释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近来是如何废除对偷运毒品者执行强制死刑的。他说，这些判决引发了争议， “因为是强制的（无减罪情节），而且也并不属于最为严重的罪行。” 杨伟光（Yong Vui Kong）是一名19岁的马来西亚人，他因藏有超过50克的海洛因而被判处死刑，贾伯所属的“死刑进步”组织为此案做过一些努力，并对这一判决进行数次上诉。 贾伯说，“我们的上诉失败了，但是受其影响，对毒犯执行强制死刑最近被取消了。这是运用判例法的新方式。” 他还提到，在反对此案判决的活动期间，网上大规模出现请愿书，在一个言论自由受限的国度，这是一种崭新的行动方式。 他说，“我们所做的就是去法庭上诉。但这不够。还需要有更多人意识到这一问题，需要媒体的传播，这样我们在法庭上才有机会获胜。”在促成这种新行动模式的诸多因素中，他提到了亚洲反死刑网络对亚洲反对死刑活动人士的组织工作。 日本和印度的政治动因 然而，亚洲地区关于死刑问题的情况却远非都是积极的。 胡德教授说，“有十三个亚洲国家没有暂停执行死刑。这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他还说，尽管中国自2007年司法改革以来死刑执行数量大幅度下降，但是死刑依然被保密法所覆盖。 世界反对死刑联盟会员组织囚犯权利中心（Center for Prisoners’ Rights）的日本律师田锁麻衣子（Maiko Tagusari）解释了死刑在日本的政治化。 她说，过去日本民主党（DPJ）的政治家曾承诺废除死刑，但他们的努力因官僚系统的阻挠而失败。在2012年大选之后，日本自民党取代民主党成为多数党， “谷垣祯一（Sadakazu Tanigaki）刚一就任就批准执行了几个死刑，看来他就是被任命来批准对一些特定罪犯执行死刑的，这其中包括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的奥姆真理教成员。” 田锁麻衣子担心会有更多的人被判绞刑。…

来自15个国家的30位律师展开合作，完成了这本114页的手册。他们都拥有死刑案件的经验，大多数也是世界反对死刑联盟会员组织成员。手册包含很多实用信息，涉及如何寻找减罪情节到筹备向国际组织上诉等内容。 在世界反对死刑大会召开之后，该手册将纳入使用阿拉伯语和中文的国家的相关经验，内容因此更为丰富。这些内容也将译成阿拉伯文和中文。 全球死刑问题数据库（Death Penalty Worldwide）负责人兼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人权国际法中心教授桑德拉•巴布科克（Sandra Babcock）是手册的主要作者。在采访中，她指出大多数律师在处理死刑案件时都需要指导意见，有时甚至是很基本的建议。“在世界各地，很多律师在开庭日前不花时间去和顾客见面”。她如是说。…

这些信息来自于全球死刑问题数据库（Death Penalty Worldwide），在该数据库中您可以用法文或英文进行详细检索（适用死刑的罪名、监禁条件、上述程序、法律代理的质量等）。 该数据库覆盖使用死刑的90个国家及两个地区。关于废除死刑的国家的全球统计数据可通过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查阅。 数据库由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布卢姆法律讲习所人权国际法中心教授桑德拉•巴布科克（Sandra Babcock）建立，该工作与世界反对死刑联盟合作并获得欧盟的资助。…

   今年（2012）是世界反死刑聯盟（WCADP）的十歲生日，6月16~17日在約旦舉辦大會。         約旦司法部長的秘書長代表出席大會時，表示「約旦自2006年起就停止執行死刑，這可視為廢除死刑的高度政治意志。」WCADP則期待約旦能採取具體措施，停止執行死刑、邁向廢除的目標，並且在聯合國「全球停止執行死刑」決議案投下支持的一票。         欣怡代表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TAEDP）報告這十年來，台灣廢死運動的進展，以及國際廢死運動如何與台灣相輔相成，等於是為WCADP和TAEDP做了十年的回顧與展望。         報告內容從WCADP與TAEDP相繼成立談起，介紹TAEDP第一次參與世界反死刑大會的經驗，以及後續延伸的合作關係；FIDH來台進行死刑真相調查與報告，促成死刑犯自此無須全天候上腳鐐的獄政改革；亞洲反死刑網絡ADPAN的成立，TAEDP與聖愛智德、MVFHR等組織的合作經驗；TAEDP連續舉辦「殺人影展」，促進公眾對死刑議題有更多思考；台灣政府如何信誓旦旦要朝廢除死刑道路前進、停止執行死刑四年，之後又如何重啟執行。最後也是重要的，欣怡向大家介紹目前我們正在救援的鄭性澤案，並且呼籲未來應努力促成moratorium（暫停死刑執行），作為邁向全面廢除死刑的必要步驟。         在台灣如果談到維持死刑，一定會拿美國當作例子，但卻很少人知道，美國在50個州當中，已經有17個州廢除死刑，同時還維持死刑執行的州大約十個上下，大部份的州已經停止執行死刑。今年11月，加州民眾也要公投決定是否廢除死刑，若成功的話就是第18個廢死的州。         提出替代死刑法案的是一個叫做SAFE的聯盟（來自於Savings, Accountability, Full Enforcement的縮寫），SAFE提出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作為「替換」（replace）死刑的措施。來自Death Penalty Focus的Elizabeth Zirin為我們介紹SAFE這個政治遊說運動（political campaign）的運作。其中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們為了推動這個法案，事前進行了很嚴密的分析和研究，舉一個例子，SAFE的文宣中，不用廢除（abolish）、結束（end）或者撤銷（repeal），而是用replace這個詞，因為他們發現大家聽到「替換」這個詞會願意繼續聽下去，而聽到其他字眼則會排斥。在這個場次的工作坊中，我們學習到SAFE在廢死運動上運用許多嚴謹的調查和數據來確認運動的方向。         美國謀殺案受害者家屬人權促進會(MVFHR)的執行長Renny Cushing已經是我們的老朋友了，大會期間他主持一場工作坊，分享身為被害者家屬的心路歷程：如何經歷被忽視、被期待（要恨、要求死刑），到如何找到有類似經驗但不相信死刑制度的被害者家屬，讓他們覺得被理解，進而採取行動，組織更多被害者家屬，為自己發出聲音，MVFHR的成員要把他們的經驗和聲音傳達到美國各州，要到世界各地去告訴更多的人：「被害者家屬需要的不是死刑，不要以被害者的名義殺人」。         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總部的Chiara Sangiorgio，在會議第二天為與會者介紹聯合國大會「停止執行死刑」決議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促成今年聯合國再次作成決議。聯合國早在1959年就做出第一次與死刑相關的決議，1989年時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二任擇議定書明定，應朝廢除死刑目標前進。2010年第65屆聯合國代表大會第三度投票通過「全球暫停使用死刑」的決議，今年第67屆會議時，秘書長必須報告這份決議的執行狀況。我們希望過去投票支持該決議的國家能持續支持，並且在大會之前盡力遊說更多國家投下贊成票，再促成一次決議。         被迫流浪（亡）到荷蘭的伊朗廢死運動者Rahman，他的父親和兄弟都死於國家機器執行的死刑，因此他同時是被害者家屬。跟台灣的被害者家屬想像很不同吧，台灣還不習慣承認遭到國家機器羅織罪名處死的政治犯、社運者、異議者、被冤錯誤殺者為「被害人」，更不認為為他們向國家討公道是件重要的事情。         由於從事人權工作與廢死運動，不得不流亡海外，他說，已經二十年沒回伊朗了，如果有機會回去，景物變化恐怕大到他都認不得。在約旦開會之餘的聚餐時間，他除了猛抽水煙、香煙之外，經常一個人悄悄消失又悄悄參與進來，他的神秘感，竟讓我想到某位前黑名單的前輩人權工作者。        …

 现年75岁的阿兰•谢德拉克是在7月18日访新发售新书《几曾愉悦的刽子手：被告席上的新加坡司法》（Once A Jolly Hangman: Singapore Justice in the Dock）时被捕的。他于次日被保释，但是面临涉刑事诽谤和藐视法庭的指控，可能遭受罚款和最高两年的徒刑。 根据法新社消息，警方向阿兰•谢德拉克讯问了其新书内容并扣留了他的护照。 虽然《几曾愉悦的刽子手：被告席上的新加坡司法》并未被禁，多方面却一致指出该书在新加坡无处可寻。该书纪录了新加坡前行刑长官的经历，并指责新加坡使用死刑的方式有失公正。有世界反对死刑联盟加入的亚洲反对死刑网络（ADPAN）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对政府政策的和平批评绝不应成为刑事诉讼的理由，阿兰•谢德拉克的被捕凸现了新加坡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亚洲反对死刑网络说其成员拉维（Ravi）律师将会为阿兰•谢德拉克辩护。据记者无国界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称, 英国作家兼记者阿兰•谢德拉克必须留在新加坡等待7月30日开庭。在新加坡，谋杀、叛国、贩毒必判死刑。死刑执行数量没有向公众公布，但大多数死刑判决都和毒品犯罪有关。新加坡法律规定的有罪推定以及死刑的强制使用也引起外界的担忧。同时，新加坡也缺乏关于死刑的公共讨论，而政府对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的严密控制难逃其咎。…

 在世界反对死刑日到来的两周前，伊朗总统马赫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指责美国处死特雷莎•刘易斯（Teresa Lewis）是伪善的行为，因为不久前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抨击过伊朗使用石刑处决犯人。今年的活动主题关于美国，也再次提醒人们：在全球争取废除死刑的斗争中，美国作为备受关注的重要国家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感谢2010年世界反对死刑日美国主题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以及声明发表人，也感谢发来报道的人。以下举例说明亚洲反对死刑网络为了纪念这一天主办的系列活动： 澳大利亚人权律师组织和反死刑澳大利亚人组织在布里斯班举办了参与者超过250人的晚宴，大卫•马尔（David Marr）受邀发言。印度民权人民联盟（PUCL）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分部在首府海得拉巴（Hyderabad）记者俱乐部同Jana Chaitanya Vedika一起举办活动。海得拉巴高等法院前首席法官安巴提•拉克沙马纳•劳（Ambati Lakshamana Rao）做了主题演讲。和平及人权行动组织（APHR）也召开会议纪念世界反对死刑日，并建立博客http://prisonnotes-aphr.blogspot.com/，用于和反对死刑运动活动人士交流消息。 日本活动人士的足迹从意大利迈向东京 在意大利弗利（Forlì）举办的一项名为“诡异果实、悲苦收获：美国和日本的死刑”的活动上，90论坛（Forum 90）成员齐藤由香里（Yukari Saito）发表了名为“日本式绞刑套：难以解开的权力之结”的讲话。大赦国际日本部在东京组织了80人参加的游行（照片如上），组织方还展示了死刑犯的诗作、文章和绘画。在印度尼西亚，失踪者及暴力受害者委员会（KontraS）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对死刑状况作了评估，同时展览了相关海报，之后在雅加达举行了和平示威。组织方于印尼外长见面，讨论了关押在国外的印尼籍死囚的情况，并称外长给与了积极回应。 孟加拉权利组织（Odhikar）和国际人权联盟（FIDH）联合发布了关于孟加拉国使用死刑情况的报告，题为《通过死刑和反恐斗争看刑事司法》。在国际人权联盟10月8日至12日访问孟加拉期间，该组织将该报告提供给了孟加拉官方、民间社会代表以及媒体界人士。大赦国际泰国部成员则在市中心举行静默示威，提请公众对死刑的关注（如图），之后在室内举行了关于死刑正反方论据的讨论。 电影节 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TAEDP）举办了“杀人影展”（Murder by Numbers），历时三天的影展由一部关于卢正案的纪录片拉开帷幕，卢正姐姐卢菁相信于2000年9月被执行死刑的卢正实为错判。大赦国际马拉西亚部则在吉隆坡黑盒剧院上演取材于杨伟光真实故事的戏剧，名为“Banduan Akhir Di Sel Akhir”。新加坡反死刑运动（SADPC）通过自己的博客以及网络公民（The Online Citizen）网站发表声明，呼吁在该国暂缓使用死刑。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HRCP）在巴基斯坦各地组织集会，提高公众意识，并借世界反对死刑日之际向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 (Asif Ali Zardari)写信欢迎于2008年11月生效的暂停执行死刑的决定。 照片：大赦国际日本部 帕尼森…

世界反对死刑联盟大会于6月24日在拉巴特开幕，摩洛哥政府在开幕典礼上承诺逐渐废止死刑。 本次大会受摩洛哥司法部邀请在位于拉巴特的高级检察官学院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主张废除死刑的活动人士于24日周五晚上起为联盟年会拉开序幕，而今年的大会着重面向阿拉伯世界。约两百位人士参加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摩洛哥反对死刑联盟代表阿布杜拉辛•亚麦（Abderrahim Jamaï）律师再次强调维持死刑迄今为止并未降低该国的犯罪率。 阿布杜拉辛•亚麦律师提到了正在讨论的新宪法草案，并不无遗憾地指出：“国家没有能够成功地处理生命权的问题，也没有能够废除死刑。新宪法承认了生命权，却没能废除死刑，而包括人权活动人士、工会人士、众多政界、艺术界以及媒体界人士和一部分公众在内的很多人都主张废除死刑。”。 摩洛哥刑法改革 阿布杜拉辛•亚麦于是要求政府关注正在进行的刑法改革，以期废除死刑。摩洛哥司法部刑事事务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登纳巴维（Mohamed Abdennabaoui）则回应说：“在2004年召开相关政府论坛以来，摩洛哥政府站稳了立场，并朝着逐渐废除死刑的方向迈进。”。他同时重申摩洛哥在过去的18年里都未处决过犯人，并将刑法里的死刑罪名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另外，刑法改革草案也规定仅在全体法官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方能做出死刑判决。根据穆罕默德•阿布登纳巴维提供的摩洛哥死刑情况官方统计数字，该国现有包括两名妇女在内的103名死刑犯，每年还有大约十人加入他们的行列。穆罕默德•阿布登纳巴维在表达其个人对废除死刑的支持态度时说：“我们期望新宪法带来新气象，按照新宪法第20条的规定，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基础。” “废除死刑不是装门面” 周六，讨论范围就已囊括整个阿拉伯世界。“装装门面我们不感兴趣，我们要求的是切实废除死刑。”国际刑罚改革协会中东及北非地区负责人塔格丽•贾贝尔（Tagreed Jaber）如是说。这句话很切合摩洛哥的情况，因为新宪法草案就正是止步于“生命权”。摩洛哥反对死刑联盟的穆斯塔法•齐奈迪（Mostafa Znaidi）指出：“对于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士来说，仅仅肯定生命权并不够，因为该条款并未像其它宪法或者国际条约一样禁止死刑。”。塔格丽•贾贝尔则从废除死刑的角度探讨了眼下该地区抗议浪潮所带来的利弊。她说：“‘阿拉伯春天’使人们突破了恐惧，公民和团体开始就一些禁忌话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她还指出，长期以来无法发声的人权组织也借机找回自己的位置。 实施报复的倾向 不过，塔格丽•贾贝尔也对革命浪潮中出现的一些旨在报复的势头表示了担忧，她说：“举例说，埃及的革命青年要求对以前掌权的人施以死刑。这种做法威胁了司法独立，威胁了审判的公正。”。突尼斯反对死刑联盟的哈伦•沙布尼（Halem Chabouni）就指出曾被本•阿里政权禁止的突尼斯反对死刑联盟现重获活动权利，眼下虽然尚未有人要求处决前总统本•阿里，但是这种可能性让他很担忧。他指出： “我希望新的突尼斯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 不过，大多数与会者就“阿拉伯春天”对废除死刑的影响依然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废除死刑的趋势还远未出现。伊拉克反对死刑联盟的纳赛尔•阿布德（Nasser Abood）就指出，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伊拉克期间存在很多可用于判处死刑的法律，涉及人群有辱骂总统者，也有“通奸者”，而眼下新政权的反恐法律也让数千人沦为死囚。伊拉克人权事务部报告所提供的数据是1145人，但是纳赛尔•阿布德认为真实数字是政府数据的数倍。 世界反对死刑联盟大会的开放部分随着一场关于死刑非人道的讨论落下帷幕，而该主题也正是2011年10月10日世界反对死刑日的主题。 国际法关于死刑和非人道对待的规定 人权维护者组织（The Advocates for Human Rights）的萝丝琳•帕克（Rosalyn Park）、基督徒废除酷刑行动组织国际联合会（FIACAT）的贝尔纳黛特•永（Bernadette Jung）以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艾萨迪亚•贝尔米尔（Essadia Belmir）共同总结了在国际法的层面上，死刑和非人道对待拥有的共同点。萝丝琳•帕克质问到：“如果说截肢类刑罚被认为是残忍的、非同寻常且非人道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容忍砍头或者电刑？”。贝尔纳黛特•永则针对仅仅反对在非人道条件下执行死刑的立场提出了警告，认为这有可能导致在人道行刑的前提下接受死刑。不过她同时也承认：“和暂缓执行的做法一样，采取这种立场也不失为迈向废除死刑的一步。几年来的经验显示温和渐进的政策更易被各国接受。”。艾萨迪亚•贝尔米尔还强调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规定禁止向使用酷刑以及使用死刑的国家引渡人员。 拉巴特大会周日召开联盟章程会议并为成员举办培训研讨班。…